因此对于王夫之而言，五帝时的历史不仅不是大道敦朴之本，甚至是尚未完全迈入文明的时代。

如前所述，朱子解经学的首要目标也在于追求本文原意和圣贤本意及其所体现的天地之理。49 王阳明：《赠郑德夫归省序》，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253-254页。

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麯糵，而非诚旨于味者矣。24 王阳明：《答甘泉》，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87页。戴维森视善意原则为使解释成为可能的东西【50】，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他如此说明该原则：在解释他人词语和思想中的善意（charity）在另一个维度上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必须最大化一致（maximize agreement），否则将有使外族人谈论内容无意义的风险一样。在阳明，道理的客观性是从澄明个体良心中获得，他相信经由诚意或致良知的工夫后，自能同好恶公是非【19】。38 洪汉鼎：《〈真理与方法〉解读》，第507页。

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如果再三致思后，循其理而究之，先儒之说果不得于心，也不应非毁先儒。[37]这个说法并非毫无理据，《左传·宣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68]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102页。[63]这种一旦豁然贯通焉所领悟的理只是德性伦理。进一步而言，辨其名物中的物要成其为物，只需与其他诸物有所差别即可。前者是物性研究，后者是人性研究。

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5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4页。牟氏提出坎陷论，将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理解为如何在儒学的架构中为知性安排一个恰当位置的问题。这样就引发一个有关名之异同的辨析。[4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22页。

科学及其思维方式以势如破竹的态势冲击以至冲毁了中国的传统学术，进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因此薄树人评论孟子此言说：‘求其故，正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六方之龟各有名，其色各异也。总之，所谓名物，就是使名与物一一对应，清楚明白。

可见，重智一派所关怀的主要是与物相应的名。这种学问治怪说，玩琦辞，常常提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奇怪的言辞和理论，却也甚察而辩，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参见牟宗三：《名家与荀子》，第3页。所以，荀子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20]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7页。[33]郑玄注曰：物名者，所画异物则异名也。其三，通过与当时来华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太西之质测）的比较，方以智更加确信惠施关注天地风雨雷震等自然现象，讲究核物究理，这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学问。[81]王琯：《公孙龙子悬解》，第34页。[55]天地之道之所以不配称道并非其不可知，而是因为看起来跟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不大。在伽利略看来，自然这部书是用数学文字写成的，实验是在理想化的数学指导下进行的，最终是为了得出理想化的数学结论[86]。

[5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7页。这样的名学还不能称为一种知性的学问。

公孙龙承认物莫非指，万物无不可被命名，通过命名，万物才成其为万物，所谓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由此可见，在明末清初的理学家那里，一种包容了名家及科学的知性要素，从而开发出一种新的格物之学的新型儒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17]这几乎将物的观念及学问上升到了西方学术最核心的内容了，既囊括了科学，又涵盖了哲学。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将物指等同于指，这是公孙龙不能赞成的。

[44]孙怡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2200、1541、1440、1573、1620、2702页。贾公彦曰：此禽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王阳明说：物即事也，王夫之亦言：物，谓事也。

[35]这里体现了一种以色论物，以名标色的思路。《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余论综上所述，当牟宗三以良知坎陷论处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并为儒学的未来指引一个方向时，其洞见在于提出了如何在儒学中安顿知性的基本思路，所遗留的问题则在于并没有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指明这种知性的具体表现以及其应当如何生长出来。

卉木之生，接时能芒达已矣。任何事物和每个事物都是由道而生。

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将名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并因之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解或流派，在先秦尤为显著，曹峰先生就此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讨论极为活跃，是当时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因此，辨其名物与其说是辨别清楚物与物的一般差别，不如说是弄清楚物与物各自的用处所造成的差别。[83]方以智著，张永义、邢益海点校：《药地炮庄》，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469页。

如陈葵淼认为是物指，邝锦伦则以为是物。在笔者看来，牟宗三这个思路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儒家的知性要独当一面，这是何以可能的？换言之，儒学中是否存在或可能发展出执的存有论？二、名物之学视域中的名与物如前所述，儒学有两套名物论系统，一为有名论，一为无名论，前者为名执于物，后者为名不执于物。

[69]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102页。《周礼·春官·司常》中就说：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

其中在人与物的关系方面，物之性不仅作为一个独立项提出来，而且作为尽其性和尽人之性的最终环节直接通向赞天地之化育。[66]赵奎英教授指出中国古人所理解的名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是名-分。